[译文]中国想要什么

原文:经济学人的 “WHAT CHINA WANTS”

备注:将相关人物的来龙去脉通过链接的方式给出解释。 DeadLine:2014.10.8

一、中国想要什么

WHAT CHINA WANTS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她想得到过去几个世纪来一直想得到的尊敬。但是她确不知道如何获得或者说是如何享有这份尊敬。

作为18世纪与詹姆斯·瓦特一起推动蒸汽机发展的伟大企业家-Matthew Boulton(马修·博尔顿)-极其看重英国第一次派大使前往中国(译说:当时为清朝)的意义。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秘书长-James Cobb(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写道:”我确信,现在是将我们的工业设备推向到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最佳时机。“

鉴于这么好的机会,他认为,于1793年前往北京的George Macartney(乔治·马戛尔尼)应该“广泛地选取各种产品,包括展示品以及日用品”。通过向皇帝、大臣与老百姓展示这些物品,Macartney便可从中获知中国人需要什么商品。Boulton在Birmingham(伯明翰城)及其朋友在其它地方的工厂,就可以生产这些急需的海量货品,从而让大家获利。

但事情的进展却并非如此。皇帝接收了Macartney的礼物,并且对有些还非常喜欢,其中有一件皇家一流战舰的模型特别吸引他,但他却将这些看成了贡品,而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众大臣认为乔治国王的这次代表团,与来自朝鲜和越南的使臣一样,都是要表达一种对天朝上国的尊敬和其统治的认可。

皇帝(清朝)拒绝了Macartney耻辱般的请求:天子(指皇帝)与乔治国王应当平等对待。他坦诚自己很高兴听到-尽管这是老腔调-这来自远方的请求。但他并没有将这次来访当作新贸易的开端:“我们虽没有如此精巧的物件,但我们也不需要你们这些工业品...,我们不会去推崇这些古董和以显露其精巧匠心的物件。”Macartney关于在中国开设更多的贸易口岸(东印度公司当时只被限制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与在北京设立中转仓库的请求被断然地拒绝了。当时的中国,如同日本一样,并不是将自己排斥在世界之外。她在几乎整个边境与未开化的人进行交战。她只是未曾看到这些人可以提供很多(商品或服务)。

回忆往昔,对外界的事物保持一种浓厚的兴趣也许是值得的。当时的中国未曾意识到一场经济、科技与文化的改革在欧洲展开,并且向全世界蔓延开来。后来兴起的资本主义殖民浪潮向她证实了其曾未遇到过的挑战。这个Macartney访问过的中华帝国(尽管有几次衰败与入侵),是过去两千多年最为优秀的政治实体和最为富饶的经济体。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所有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且成为不断被羞辱的贫穷国家,并且被内战和革命不断地撕扯。

如今,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如Macartney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特别想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借用Boulton的话,过去的二十年间,是中国将其制造业引入全球市场的最佳时机。这也给中国带来的显著的繁荣。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她重新获得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位置。尽管还有数据亿人处于贫穷的泥沼中,但她现有已是拥有由Norman Foster设计的机场(译说:北京T3航站楼)及拥有太阳能农场的21世纪的国家。并且她已经实现飞船环月,并且还希望将人类送往月球。

并且现在的中国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总体来说,她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在国内,老百姓希望经济继续增长,领导层想继续保持能用经济增长换来的社会稳定。在国际上,老百姓和其政党都想得到与其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尊敬和影响力。中国希望当前的利益分配分式(译说:或者说是统治方式,国内还是国外?)继续持续下去,以延续其经济增长,同时她也希望这种方式有所改变。

任何情况下,一边改变事物一边又想保持它都是一项比较棘手的事情。而如下事实又使其更加困难,即中国列宁式领导层(译说:暗喻主张改革) 管控着国内变革与停滞的这一矛盾,正如其想保持对这个社会如同其经济增长一样迅速转型的控制。更加危险的是,中国正慢慢地在国际问题上变得好战起来,而且其领导层在面对各个外界的挑衅时显得有些自负。

苏联的解体不仅时刻提醒着中国政治改革的风险,同时也让其对美国始终保持一份深层的不信任:是否下一个要颠覆是就是中国?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已经受过阿拉伯之春的惊吓了。看起来,他正在对党内进行清理,以此在保证其领导地位的同时,防止国外势力的干扰并保持司法独立。这一举措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正在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上建立机场,在争议海域搭建钻井平台,并在没有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划设并周知其领空范围。这惹怒了其邻国,同时也惹怒了美国。中国想重建自己的势力(没有非常明白清晰说明其想承担的义务),同时美国决心要阻止其重建以避免其损害它和其盟友的利益(没有很清晰的界定),将这两个诉求放到一起,你会发现这种没有清晰定义的斗争是相当危险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对外政策专家时殷弘就说,五年前他相信中国可以和平崛起,但现在他有点不确定了。

二、长久的衰落

THE LONG FALL

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次统一时,罗马正与西地中海的小国为了争夺领土而交战。罗马历经发展、鼎盛及以衰落。同样,中国也分崩离析过好几次,但其总能重归统一。在公元220年,汉朝的末期,其统治阶层确认儒教作为国教,将其强调的社会等级及个人修养作为国家的根基。在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即穆罕默德回到麦加时,中国是当时地球中最富有和文明昌盛的国度。她的经济与军事事力让其它邻国望尘莫及。她的文化财富及儒家的道德秩序,让所有相关事物都成为卓越的就显得自然而然了。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成为竞相效仿的模式。如,日本京都的城市布局就是按照长安的来规划的(译说:当今的西安)。朝鲜与越南吸收了中文的概念。儒教成为亚洲文化(译说:准确点说是东亚)的核心。如此一来,正如其皇帝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的各阶层一样,中国就可以合法统治整个世界(译说:准确点说也是东亚)。

Macartney来到中国时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在18世纪中叶,清朝皇帝分别通过增加兵力部署和清剿准葛尔部将西藏和土耳其斯坦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实现了在中国历史上版图的最大。虽然对于农民来说,每天的生活依然艰苦,皇家的日子依然悠闲自得。但对于他的总体财富来说,尽管(或许也正因如此)他断然地拒绝了(译说:指Macartney向乾隆提出的贸易请求),Macartney认为这个国家不会像他的统治阶层认为的那样会长久不衰。这是一个(他写道,”crazy,firstrate man o'war“),可以”仅仅通过其庞大的体量和外表“就可以威慑邻国的国家。但他感觉到她的一些脆弱的地方和可能会出现问题。”她可能会由于某次事件而发生社会动荡,然后就会沿着海岸线被解体成若干部分“。

       革命家慢慢相信文化也是问题之一

其后中国不断衰退与帝国消亡的结构性原因已经被讨论过多次。其中历史学家Mark Elvin的”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观点认为,其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的文官系统,因此其各类需求都会很容易得到满足,也就没有了推进科技发展的动力。另外,可以注意到,欧洲正是得益于竞争与国家间的贸易,这两者推动资本寻找财富与新市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Kenneth Pomeranz所认为的,从美洲获得廉价的商品是推动英国与欧洲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中国对这个并不感兴趣(译说:指从美洲获得廉价商品)。因此,英国的工业中心会将其离煤产地作为一件幸事,但对于中国来说,其之间都会相隔数千公里,甚至现在这还都是个问题。

由于上述部分或全部的原因,或者可能还有其它原因,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工业化。欧洲于中世纪从中国学会使用火药,19世纪欧洲人反而(相比中国人)更会使用它。在1830年,英国人尝试着使用能让人上瘾的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努力想停止鸦片的贸易,于是英国为此发动并赢得了战争。接下来,在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中,英国霸占了香港并强行要求中国打开国门(译说:也就是允许英国在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就此沦为半殖民地。更使其丢脸的是,1890年与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后来积极吸纳西方科技而变革的日本进行战争中的战败。中国从此失去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

接下来中国采取了很多变革,1911年的共和、于1949年开始的毛时代,和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想挽回过去失去的财富、权力及地位的一种应对措施,一种包括中国领导层及普通老百姓想再次获得令人尊敬的期望,这种被尊敬在他们看来是其国家应得到的。

19世纪末的革命与改革家们认为中国文化是造成中国衰退的因素之一。为了不想被殖民和奴役,他们开始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为拯救这人民族,很多人认为必须摧毁这个文化。在1905年,作为两千年来政府选拔人才核心的儒家科举制被废除。由于没有现代机构来支撑,新的共各国很快就分崩离析。

在1949年后毛统一中国后,中共加速了剥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机构设置,以及其创造和习惯的思维方式都被泊来品(译说:主要是苏联)替换了。类比起来,这与欧洲人将罗马法律、希腊哲学或基督信仰悉数扔弃是相同。在毛统治下,儒教成为敌对势力。作为一个可以将伟大的文明延续下来的国度,是否能延续至今天对于这个正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国家,是一件比较难以解决的事情。(意思是说,你都将自己的传统文化给摒弃了,还谈什么延续至今的文明)。

一路走来,中国早已抛弃了其以前将世界看作纳贡源的帝国视角,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依据其财富和实力来评价一个主权国家,而非任何的等级称号。中国现在把自己当作如同其它国家一样的一员。与此同时,在美国学者Lucian Pye看来,这是“文明伪装成国家”。由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她的历史、体量与对权力的渴求驱使其想获得更多,以取回入侵者拿走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和领导人感觉国家的复兴就要到来。

三、开疆扩土

EXPANDING THE BOUNDS

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中国并不热衷于国际事务。除了那些能为其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地方外,中国对亚洲以外的事务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于中国在非洲”新殖民地“说法,其实是言过其实了。其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远低于英国和法国,甚至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Deborah Brautigam看来,虽然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但其对外采取的还是一种贸易而非帝国般的方式。之前当日本一家公司买下洛克菲勒大厦时,”美国人就认为他们要买下整个曼哈顿“。Brautigam女士说,“这对于中国在非洲的情况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凭感觉做出判断”。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她调查了20份中国农场在非洲土地收购报表,在这其中声称是收购550万公顷的土地。但他却发现真实的数字只有6.34万。

中国的工头虐待非洲工人,中国的公司在非洲运营非法的矿产与在非洲倾销中国廉价商品。这些都是商业上的问题,而非整个战略上的问题。与欧洲以前对待殖民地居民不同,中国没有非常好的策略来实现原居民离开其土地,也无法派出伪善的”文明使团“。当她意识到这是问题时,她采取了比较实用的方式来弥补:修建医院,派遣医疗团队,铺设铁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她采取向当地公司注资,而非购买土地和各种矿产。她还通过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来使用其软实力,借此来向外界传递中国和其文化是一种包容而非排它的文化。

在悉尼大学的Kerry Brown看来,中国”既不是一种传教文化也不是一种帝国文化“。”她并不想驱使其它地方的人到国内“。诸如美国的对外政策的修辞总是表达其民主与自由是多么的优秀,当然有时其内容也是如此。而中共却很少宣扬其普世价值。联盟总是因有共同利益而更加稳固,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将难觅盟友。令人敬畏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方式,中国已开始令世界对其敬畏,同时(中国)也对此很是担忧。

注重宗族的儒家思想和由共产主义造成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正如谚语说的那样-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其在世界范围内也采取类似的态度,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其邻国存在诸多的国际性问题:除了印度,它的贫困人口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当你的国家还有1.6亿市民还生活在日均只有1.25美元收入的情况时,就会有开始公开地抱怨国家的民生问题,这样一来,开发非洲就显得没那么迫不急待了。

相应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也有一点矛盾。她在对外事务上能逃避就逃避,以求尽可能少地介入其中,当然对于那些塑造其强大形象地事务除外。当其利益有受损的风险时,其会有相应的国外动作,但这并不是战略上的举动(译说:意思是说就是临时的补救动作而已,中国没想在国际上谋划什么长久的机制)。他的海军已经开始参与好望角的反海盗与非洲的维和行动。在2011年,她派出轮船撤离其在利比亚的3.6万中国人。随着其公司更深入地参与世界贸易,如上述的行动会越来越多,但其只会在必要或者成本很低时才会进行。其对国内问题的极度敏感已然成为其束缚,如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中军事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上(译说:这个逻辑关系不是很明白?)。

从更加广泛角度来看,中国对于反对什么比需要什么更加明确。她对西方势力介入叙利亚与达尔富尔投了反对票,对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却不采取任何立场(尽管极力清除国内的分裂势力)。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没有签署任何哪怕是降低其工业发展速度的协议。从这些和其它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她只做好了阻止而非建设的准备。正如一位在布什幕僚团队的前高级官员在G20峰会上说的那样,“他们喜欢露面,但我们始终在等待他的的第一个主意出现”。(译说:意思是说美国指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建设性的举措)

这位前高级官员认为,世界需要中国更多的参与与建设。中国领导人不喜欢现有的这套联盟体系,但又给不出一种可提供联合安全机制的体系。他们说在中国的东海与南海分享天燃气与渔业资源,但又不给出明确的书面说法。他们谴责西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但却在那些其投入逐步增长的地方,制造和加剧当地的腐败与管理混乱。

崛起中的大国缺乏参与(世界)并非不常见。美国也是通过一次世界大战走向世界舞台的。尽管中国没有清晰地说出议程,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想得到更多。尽管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因其作为二战中的获胜方而获得的位置),她依然因在国际组织中缺乏影响力而致力于组织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争取相关利益。

BRICS国家(译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五个国家有世界42%的人口与28%的经济份额(按PPP-购买力计算),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只有11%的投票权。在七月份,中国主办了以上海为基地的新发展银行的成立仪式,其成员包括BRICS,这被看作世界银行的一个潜在替代者,以此来建立“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与亚洲发展银行竞争。

四、利维坦及其牵连

LEVIATHAN AND ITS HOOKS

在亚洲范围内,令人担心是中国人的有所作为而非其不作为,另外其关切让人不得其解。可能让人最来气的就是中国的”九段线“了,简直就是在南中国用钢笔咔咔画了个圈说这是我的领域(译说:翻译的有点演绎,不过英文的语气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圈内,中国声称对所有陆地、海域及大陆架拥有主权,与此相反的是,国际海洋法的划界规则更倾向于谁离得近,那么属于谁的更多一些。七月份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区域安全峰会上,中国的王冠中将军非常清楚地讲明,尽管中国尊重国际海洋法,但该公约并不适合过往:九段线于1940年制定而且南中国海的岛屿已归中国所有2000多千年了。

中国有些人则表达的更为坦率。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顶级学者吴士存,最近指出国际海洋法是在西方的规则下指定的,从长远看来,”应当在我们的主导下,通过多方协调来建立一套更加合理、公平和国际化的海洋规则“。毫无疑问,这令华盛顿极为忧虑。”他们究竟想从这座神庙扯下多少来?“(译说:意思是说中国想改变国际海洋法定下的规矩,改到什么程度)。作为前美国官员的包道格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质问道。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译说:指中国还没有改变多少规则)。 但是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Lyle Goldstein说的,”中国知道崛起是一件麻烦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糟糕事。中国愿意为此买单“。诸如像(中国声称)必须被尊重的九段线一样的规则,对于小国来说是可以接纳的。但是,正如在2010年,当时的中国外长杨洁篪在河内的一次地区性会议上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它国家(指东南业国家)是一些小国,这是一个事实。“

从军事上,确实如此。中国军队,如果不考虑科技含量,绝对是令人震撼的,尤其他们还拥有核打击力量。但那些在杨先生(译说:指杨洁篪)看来的小国是有大个朋友的(译说:靠,不就是米国给撑腰嘛)。以韩国与日本作为基地和盟友,美国已经作为西太平洋的绝对主导力量尽70年了。自从在25年前赢得冷战后,其地缘政治参与力度从未衰减过。在2011年,奥巴马宣布其国家重心从中东转到亚洲。

中国领导人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决定遏制其在亚洲的战略与军事影响力,他试图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并最终使其解体)来遏制中国。但令人讽刺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相信美国战略重心已转移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已将重心转移至该地区持大量的疑问,同时奥巴马在国内的竞争对手也声称他并没有履行其在2011年的承诺(译说:重返亚洲)。

也就是说,最近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并没有打消中国的丝毫担忧。日本首相安倍为中国的邻国提供武器并在其和平宪法限制范围内,推行更为强大的国家防御政策(译说:靠,一派胡言,小日本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日本资本家通过资本吸食中国,现在觉得有点吸不动了吧)。在安倍的上任后的第一年,他就访问了东盟的各个成员国。美国的现任防长哈格尔就就曾经为其背书,批评中国“不稳定的单方面行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对南中国海(译说:主权占有)都非常武断,但自从习(主席)上任后这一态度更加强硬。最近其对从冲绳经台湾到南沙的第一岛链内海域的一系列举动(主权声明),几乎使其疏远了所有的邻国(译说:东南亚诸国)。“这将很难通过外交政策来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太平洋论坛-一个智库-的Brad Glosserman如是说。(译说:个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直接封死了外交处理南中国的入口)。

这些举动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对大陆架所蕴藏资源的控制。但中国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领土扩张的行为。中国的领导人始终都坚持认为东海与南中国海是其固有领土的一部分,而对于领土范围,自从毛(主席)逝世,就被定义为几乎清朝领土面积最大时期的范围,而非其早期的领土范围。(译说:我勒个去,外蒙古,东北那些土地,你们不知道什么事嘛,睁眼说瞎话)。并且如果他们对领土主权表达的更为激烈一些,也比在他们眼里唯一与其实力相称的国家(译说:指美国)表现的要好一些。中国人注意到,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上也并非一身清白,它总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争取特殊权益和对其更为有利的分配方式。也许其比中国更讨厌国际法的约束,美国就现在还未对UNCLOS(国际海洋法公约)进行投票。并且,同其盟友一起,在践踏国际法的情况下入侵了伊拉克(译说:这是说他们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投票允许,就武力攻打了伊拉克)。

中国也许意识到其抱负与美国过去的有些相似。虽然美国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取得全球(的领导)地位,但其在百年便制定过区域性的政策。在1823年,James Monroe通过颁布区域性政策来阻止欧洲列国对西半球(译说:指美洲)的染指,即其宣称所有的干涉都将被视为侵略。(译说:门罗主义)。从概念上讲,中国在东亚的政策与Monroe当年的门罗主义是相通的,即减少外部干涉,以减少其对本地区控制的障碍。不同的是,19世纪时期的美洲没有本土力量可以挑战美国,并且很多当地国家也想将欧洲势力赶出美洲。至少在早期,这些国家是此政策(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非反对者。

中国也并非一点都不妥协。在其边境线上,她也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领土作出让步。之所以这样(译说:对南海始终寸土必争,而在其它地方的领土则给予让步),部分由于东海与南中国海的战略意义极其重要。而其重要性的关键原因可能是由于,台湾在未来一旦出现问题,这一区域(东海与南中国海)可以作为其与美国(就台湾问题引发)冲突的侧翼。同样,北朝鲜问题也会在两国之间引发冲突。

习先生(译说:习主席)在2013其与奥巴马的Callifornia会晤时曾讲过 “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得下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这句话在表达一种可能性并不高的观点,即只有被100000公里的海域隔开才能保证彼此和平共处,就是说西太平洋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如果习先生这个观点在七月份的北京,向美国的国务卿John Kerry重申,那这就是在暗示其与美国的一种对等关系,实际上中国知道,他在这种对等中占居许多优势。其一,她是对等关系中仅只有其一方的一端(译说:意思是另一端的利益实体是美国及其盟友)。这可以在美国与其本地区的盟友中间插入楔子(译说:意思是说,一旦中国与美国进行利益分配和交换,那么美国就需要与其盟友分割这个利益,那么就会产生矛盾)。澳大利亚的一名大学教师,Hugh White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通过向亚洲其它国家施加武力威胁,”让美国在损害其盟友和与中国对抗之间作出选择“。

中国的军力相比美国要逊色一些。但中国占有在本土作战的优势。美国只能通过空军与海军控制这些海域。如果中国的反舰导弹对美国这些力量形成威胁,那么美军对这些海域的控制力量会被削弱,这都不需要中国形成一支远洋作战的海军。因此,两边的军事力量并非可以简单地通过计算航母数量来衡量(中国正在建设其第一艘航母,而美国已经有十艘,并且四艘部署在太平洋)。

中国认为还有一种诉求的不对等。她看到一个厌战的美国,其不愿意在没有战略价值的无人区域投入兵力和物资来进行一场战争。美国人可能喊得比较响,但其大棒从未挥动过。中国人,相反的是,其观点不仅受宣传系统影响,而且受其自发的民族主义影响,致使其寻求在中国海域内突出其力量被得到允许和鼓励。并且其军工被得到资助以建设强大、更好的大棒。即使党的领导人想让其国家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和平崛起,他们塑造的国家意志和精神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这一点在处理日本问题时尤为突出,日本曾在19世纪中国没落时接替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并且与中国的有关系一直较为紧张。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恶毒宣传几乎不需要向官方机构请求(译说:这只能说明全中国上下对日本的印象都不好);中国过去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带来的悲惨被很好的(一代一代地)记了下来。日本是一个很好的转移国内对党不满的替罪羊。中国领导人为安全担忧是正常的,并且其也有权力为其国家寻求一个更为重要的的国际角色,但是其在因受害的过往而感到心神不定时,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正在成为亚洲的霸权。

五、变革中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中国)公众的狂热与自信更加强调了中国崛起的信心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与边界邻国的关系问题。波士顿大学的Joseph Fewsmith说,“当我看到(中国)对外政策有变化时,我总是会问,‘其国内发生了什么?’”。习先生正在为促进公开透明的竞争、清除腐败与大众期望的经济政治改革而努力,这时一些对外政策就可以派上用场。

对内进行权力的巩固,对外扩大影响力,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但这并非意味其对外已傲视天下,即Macartney访华时期的自大帝国。中国人知道现在很多其想得到的东西都必须走出国门才能得到,这包括思想、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因此他们也为此加入了诸多国际组织来争取这些东西,尽管有时并不情愿。从当初并不理解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投身于并以如下的视角看待的世界之中,即其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被诸多小国环绕。她已经接受与其它国家君主的平等有关系,虽然用法律来约束各国的观点还觉得没有必要。

然而,将这些规则(译说:指民主平等这些国际上国与国的关系)应用到国内,就不会也不能被接受。毛式的中国造就了强政府和弱社会。而现在强势的政府也不得不同这个强势的社会打交道,当下的社会每个民众有各种新的途径来表达其各种诉求,这包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领导人坚信中国必须只有通过如同帝王般的一党专制才能凝聚在一起(当然也许他们是正确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包括很多汉学专家)只有终结一党专制才能使中国完全的现代化。(译说:我似乎想起了只有市场化才能救拉美的话,如果说只要做一下什么就能实现什么的话,那不是在中国,那是在欧洲那种小地方,中国的复杂,你们知道多少?)

既得利益群体的热望与受压迫群体的愤恨同时在上演。在西部,穆斯林和西藏地区存在经常性的不稳定。在较为繁荣的东部地区,后天安门时代的只要不谈政治什么都可以干的默契正在被打破,公众对于腐败已经忍无可忍,污染和其它一些问题也越来越被大家所讨论。不是让更多的大众参与来推动法制化,中国的领导人正如其打击自由思想者一样限止大众的参与,其相信推出根本性变革相比不这样做是更为危险。实际上,正相反。国内的裂痕逾来难以用繁荣来掩盖。

在国内通过夸大海外的成绩来安抚大众情绪将使其很难赢得盟友和他国的尊重。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很多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承认并打算仿效中国持续数十年非民主但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如果中国国内的政治不那么稳定,那么这种认可就会大打折扣。即使问题被暂时得以处理,对于中国的钦佩也不会转化为其影响力或者一种共识。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经过漫长的奋斗重新获得了其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但在智慧和道义上,这一目标还未实现。历史上,哈弗大学的Willam kirby说,她的软实力曾如此之强,以至于其邻国都归顺于她。现在,习先生也许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并在国内外令人生畏。但如果没有能力来营造一种吸引力的话(译说:意思是说创造之前那种万国来朝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译说:指前面的令人生畏)就会不怎么稳定。

如果中国能解决她的认同危机并能再次成为有吸引力的文明体而不是令人羡慕的发展模式,那么她才会更好的得到其所渴求的尊重与影响力。这在其政党还未释放给民众更多权力时,这将难以实现,习先生已经表明在其任期内这一举措将不会发生(译说:是指放权于民,是否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宪政改革?)。危险在于中国想在世界上寻求更大的权力以替代国内的根本性变革。但如果这些根本性的变革不推进,那么她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也是虚枉的,没有任何吸引力且具有威胁性。并且其邻国将会继续倒向山姆大叔的怀抱。

中国已不再是1793年Macatney所说的”发了疯的战舰“。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她依然是一艘极速行驶且现代化的舰船。在过去的200年里,其历经苦难,她改造了其认同核心,从一个保守和落后的国度转变为开放和前瞻的国家。自从1978年,她就展现出对财富与权力追求过程中不屈不挠的意志力。而现在,这些目标近在咫尺,其实现伟大复兴之路的尽头就在前方。接下来几十年的路将是历来最难走的一段。(译说:OVER,最后这段意译的成份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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